方乃松

　　阴云密布的民国25年隆冬（即1937年1月），我降生在一个生活刚起步的农家，父亲方季洪是一个以种田为业，同时兼做烧酒、又跑浙江上海做生意、思想很活跃的人。奋斗了十来年，一跃成为一百多户大村的“冒尖户”，雇了放牛、种田的长工，还请了专职的酒师傅，并已备好了建房材料准备大兴土木盖房子时，灾难突然降临：日本鬼子为报美国轰炸日本本土后飞机回降浙赣线的金华——玉山段的仇，把已去东南亚的日军调了回来，在金华——上饶段沿线的村庄大肆烧、杀、抢、奸。1942年4月21日，一队日军进驻我村（上饶县沙溪区英塘村）驻扎了一个多月，抢夺财产，奸淫妇女。临走时，四处点火烧房，全村火光冲天，烈焰熊熊，全村房子烧了一大半。我家的住房、猪圈、酒坊被付之一炬，八口大酒缸也被烧爆成为废物。多年辛勤的积攒，化为一堆瓦砾。望着一片焦土，父亲欲哭无泪，从此一病不起，加上又患血吸虫病，三年之后的1945年冬，刚四十出头就撒手人寰。这一年，我仅9岁，大姐二姐未成年，小妹才2岁，弟弟5岁。一个6口之家，全靠母亲担当。当年种了20来亩田，而自己的田仅有3.5亩，其余田都要交“田租”三千多斤稻谷，所剩不多。加之酒坊被毁，生意歇业，租房要钱，生活陷入泥潭，全家人经常吃不饱、穿不暖，穷得几近讨饭。在这种景况下，大姐出嫁，二姐给人做童养媳，我给人家放牛，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才两担稻谷（约160斤）。在饥寒交迫之下，1948年我离家去做学徒赚饭吃，整天给老板家担水、做家务。由于年少（才12虚岁）体弱，个子小，一担水（小木桶）压在肩上实在难以承受，走不了几步就歇，二、三百米的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担完三担水，还要做洗菜、抹桌、扫地等家务，还要给老板的三个小孩擦屁股，做不完的家务事。1949年3月，我实在受不了做学徒的苦，偷偷跑回家，母亲见到我悲喜交集。在家呆了一个多月，老板家没人担水做家务了正催我回去时，解放军来了。他们住进我家，尽管很窄，还是住了四人。他们平易近人，待人亲切，把剩饭剩菜给我们，使我们感到格外温暖，还向我们宣传“穷人翻身”“减租减息”“分田分地”等道理，使我感到真正来了“救星”。他们对我很信任，把钱（银元）交给我为他们买肉、买豆腐，真有“一家人”之感。

　　在“穷人要翻身”的大潮下，教育事业一马当先，紧紧跟上。我们村离镇（当年设区）很近，地方又大，又有一个用大青石柱做的较新的祠堂，当时政府重视，受聘老师又愿来这里任教。老师挨家挨户来动员孩子上学，特别喜欢又想读书、会读书的人，见到这样的孩子，他们就紧紧抓住不放。我因渴望读书，父亲死后仅读了半年“人之初”就无钱交学费（一年一担稻谷）而辍学了。我很想读书，记性好，给人放牛时，我经常牵着牛到学校附近放，听他念《增广》，久而久之，此书从头至尾我几乎都会背。所以我见到老师感到特别亲切。老师见我“喜欢读书但又无钱买书”，就紧紧盯住我，想方设法让我上学。从第一个郑月瑛老师到第二个程秀英老师、第三个余光章老师，个个对我特别关照，免去课本费用。我虽然要放牛、插秧、耘禾、砍柴，上课的时间大约只有三分之一，但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1951年8月末，我家对面的堂伯季康看到当地小学一个老师教五个年级、30多个学生，实在“教”不出名堂，决心让老四儿子去沙溪正规化的“沙溪小学”上学，他考虑儿子年小一个人不便去，与我关系又特别好，突然冒昧地当着我的面，对我继父说：“德旺，我想叫乃松与乃兆一起去沙溪读书。”继父不假思索地答应了。我听到继父同意我去沙溪读书，暗暗高兴。

　　1951年8月31日下午，我挑了20斤稻谷到粮管所卖掉后，直奔学校。报到处的高锦章老师看我俩去报名，笑嘻嘻地对我说：“想读几年级？”我说：“四年级。”老师随手出了加、减、乘、除4道都是一、二位算的最简单的题目，结果4道题我只会做“加法”，其余三道题我都不会做。高老师看了我一下，笑着说：“这么简单的减、乘、除题你都不会做，怎么念第八册？”他温和地望了我一下，问：“你几岁了？”

　　“16。”

　　“呵，16了，那你以后可要努力呵，你的底子太差了。”

　　“好，我一定努力。”对答完了，他把书发给我。

　　上课开始了，我坐在教堂云里雾里听老师讲课，两个月后的“期中考试”时，班上24个同学，我得个“倒数第二”。当老师念到我的名字时，我恨不得钻地洞。我夹着尾巴、低着头继续上学，不懂就问，作业认真做，拼命——认真，认真——拼命，天道酬勤，到期末考试，我一举得了个顺算第二。老师和同学们开始对我刮目相看。班主任徐发源老师是农家子弟，为我这个“同类”高兴万分，在班上提出要“向方乃松学习”，弄得我局促不安；“家访”时又当着乡亲的面夸我，第二学期，叫我当班长。

　　1953年上学期，学校建立“团支部”，在小学生中发展“共青团员”，这在当年小学中是少见的。这一次，三个毕业班近百人中只发展了三名团员，我是三个之一，“无上荣光”。这一年中学招生少，三个班仅录取了十几个人，我们班提前了一个学期毕业，还录取了六人，三个班之最，班主任一举成名，当了“教导主任”。他是当年老师中的佼佼者，可惜后来错划为“右派”，是沙溪教育界的一大损失，悲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