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条灰黄的河流养育了这座年轻的骄傲的城市。整个冬天，冷雨大风断断续续，如同婴孩的啼哭。从宿舍窄小的窗户，可以窥见从河边升起的高楼，钢筋骨架直插云霄，天空被烟雾熏染，河面被阳光涂亮。我早已熟悉这样的景象了，都市不断向外辐射，人的心被现代化的步伐和物价的起伏牵动。
冷雨不断打湿水泥路面，浸润瑟缩发冷的膝盖骨，人越发地不想动了。古运河把河水带入小区，连通已经萎缩的湖泊，老旧的蒋公堂陆续出现了几个罕见的游客。他们草草地看了几眼木质建筑，抱怨着阴晦的天气，随即穿过弄堂，用手机呼叫了一辆出租车，很快就消失在雨雾里，潮湿的古建筑又恢复了沉寂。
我的房间位于公寓的五楼，15平方米，摆着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，没有暖气，空调只能开冷风。我买了几个保温水壶，每日到热水器旁灌满它们，储存在宿舍里。脚冷得实在受不了了，往桶里倒上一些，兑上点冷水，便把冻僵的脚放到桶里，水温从脚板底沿着脚往上走，人就舒服多了。等把几壶的热水用完，一天也便过去了。
楼里的租客很多都无法按时交房租，甚至交不起房租，房东每次来都会抱怨。她每次都会说，这年头谁都不容易，包租婆也不好当，都不交房租，不是让人喝西北风吗。她这次来，我以为她还会重复老调子，没想到她却提起了过年的事。眼下就要过年了，她说，有几户终于结清账回家了，年关最是要紧。末了她问我回不回家，我说不回，把房租钱给了她，仍旧埋头做自己的事。许久之后，仍能听到她楼上楼下的和别的租客大声说话。
靠近楼梯的那一户，是一对中年夫妇，看上去像民工。每次路过，要是他们的门开着，我就会看到女人在慢悠悠地收拾屋子，男人则坐在床沿，要么抽烟，要么有一搭没一搭和他女人说话。房东每次见到他们都会说，她也知道农民工的难处，政府不是专门制定政策照顾民工了吗，克扣工钱的事这些年也少了，何况是过年了。坐在床沿的男人，听了房东的话，只是默不作声地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钱，然后默不作声地递给房东。房东走后，他轻轻地关上了门。从屋外可以听到他们夫妇俩商量着过年要在工地加班不回家的事。
在楼顶有个简易小阁楼，住着一个清洁工。除了扫大街，她每天会打扫整栋楼的楼梯和楼道，这样她就可以抵消掉一点房租。她每天回屋，要爬六层楼梯。她往上爬的时候，要用一只手按着膝盖，那里一下雨就疼痛不止。她的另一只手也没闲着，拿着她的扫帚，时不时停下扫一扫尘土和碎屑。不知什么时候起，她总是抱怨楼梯太陡了，简直跟爬云梯一般。而我们都知道，是她年纪大了，这不头发渐渐露出了灰白。
烦闷的时候，我会到楼顶走动，看看老妇人，扯扯闲话。她说她腿骨一定长了虫子，咬得她生疼。我说那是风湿，劝她多休息，注意保暖。这时她往水盆倒了点水，洗了洗脸，又用手指擦了擦牙，算是刷牙了。她坐到一张矮凳上，然后再往盆里加了点水，脱下鞋子袜子，把皮肉松弛的脚放到盆里泡，嘴里发出哧呼哧呼的声音。我问她过年了不回家吗。她说不用回，到时儿子会给她送点年货过来。说完她问我：“我儿子很孝顺是吧。”我不答她，又问她晚上做什么菜吃。她说她会做一锅姜末炖菜，吃了身上暖和。
楼里的妇人们开始置办起年货了。男人们忙着工地的事，她们就两个三个地结队到大超市购买年货，有的女人还给自己添置了新衣裳。点子多的女人，在附近的农贸市场买到了糯米和粽子叶，居然包起了粽子。时不时地，还看到几个女人聚集在楼道里，舞动着剪刀裁剪红纸。她们说，家乡的红纸都是女人们裁剪出来的，从来都不会买现成的。
终于到新年了。细碎的雪花从天空飘下来，还没落到地面就融化了。看着灰蒙蒙的天空，越发觉得这一天实在是太长了。租客里没有和我年纪相仿的留下来了，楼道尽头的姑娘新找了个男朋友，几天前就说过要在男朋友那边过年，叫我不用等她守夜。几个大学同学打来电话约我出去下馆子，我拒绝了。
我到银行往父亲的卡上存了三千块钱，又给家里打了电话，他们轮流拿着电话向我送来祝福。母亲照例说她做了许多菜，有鸡鸭鱼等，还做了我爱吃的糯米糍粑，说我要是在家准能美美地吃上一阵子。我说，这些我都能在超市买，不缺的。母亲说，超市的哪能和她做的比呢。我不和母亲争论，眼泪差点流下来。
往回走的时候，抬头突然发现，所有的房间都灯火通明。进了楼，意外地发现大家都聚在了一起，脸上喜气洋洋的，穿上了最好看的衣裳。大家都把桌子摆出来凑到一块，铺上报纸，放满各种吃食，女人们边嗑瓜子边聊天，男人们边喝酒边高声说话。他们招呼我加入，说反正都要守夜，也没电视看，凑在一块热闹。我靠着女人堆坐下，听她们谈论家乡过年的吃食以及各自的手艺。临近午夜时，一个男人举着酒杯站起来说，过年了，一起干一杯！
是啊，新的一年到来了，这该死的冷冬就过去了。为了这个，所有的人都激动地举起了酒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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