婺里君
宋政和八年，公元1118年，徽州婺源万年乡松岩里。
朱森典了田，为了筹集举家前往福建的盘缠。百亩祖田，像断缆的舟，从此浮在契约纸上。
他四十三岁，携妻随子，一家八口，向南行。儿子朱松，新科进士，授任建州政和县尉。父随子宦，本属常事；典尽田产，便是把退路叠进行囊，把自己押给了前路的未知。
朱松那年二十一岁。跨出老宅门槛时，木门轴“吱呀”一声，像松涛呜咽。他不知道，这一脚，竟踏断了还乡的路。
壹
朱松在婺源的辰光，短得像马头墙投在青石板上的斜影。
生于此，长于此，二十一岁离去，再未归来。
可婺源给他的，岂止地名？那是松墨研进骨缝里的东西——徽州读书人的本分：诗礼传家，穷达皆守，砚田笔耕，心向天下。
父亲朱森，号退翁，家无厚产，庭有正声。朱松幼随父读，后拜罗从彦门下。罗氏乃程门再传，洛学嫡脉。那一缕薪火，自中州伊洛，经杨时渡江以载道，由罗从彦在闽山之间传以授业，最终渡到了这徽州婺源少年的掌中。
他捧着这火，沉默地赶路。
离乡那年，行囊很轻：几卷书，一方砚，半身程门雪。幸得，一路有父母家人同行。朱松不知，多年之后，那位同乡张敦颐告老还乡时，会悄悄用俸银赎回朱家那纸典契。
贰
宣和七年秋，公元1125年，朱森病逝于政和。
其时金骑已破燕云，烽烟塞道。朱松兄弟扶柩欲归，路断了。山河碎，归途绝。
老人葬在政和护国寺西侧。异乡的土，隔着千里烟霞，再也接不上故乡的地气。
此事硌在朱松心里，比丧父更痛。叶落不得归根，是为子者永世的缺憾。此后他每忆婺源，怕都伴着这层隐痛——故园已远，连父亲的坟茔，也成了漂泊的孤岛。
然烽火连天，不容人耽于私恸。金兵南下的消息传来，徽钦二帝被掳，宋室南渡，山河变色。他的悲恸不独是私情，也有家国。
他开始上疏。一封，又一封。
叁
朱松有诗句，沉如坠砚： “急景弃尺璧，中原眷丘墟。” 美玉般的光阴被仓皇丢弃，中原大好河山，只剩残梦可眷。
写此诗时，临安城里，秦桧主和声正炽。朱松与同僚疏章雪片般飞去，皆沉宦海。后被外放至泉州石井镇，监税——九品末吏。
旁人至此，大抵意气消磨。他却寻得一处“鳌头精舍”，公余聚士子，开讲二程义理。
两年后，他离任，被荐入京。又二十载，其子朱熹赴同安任主簿，特绕道至此，再开讲席。后人称“二朱过化”，谓此乃闽学开宗之地。
一粒从徽州带来的树种，落在闽南的红土里。他亲手埋下，却未见参天。
肆
回到朝廷没几年，先后任职秘书省正字、著作佐郎，他再度被外放，最终以“主管台州崇道观”的名义挂了祠官的虚职，退居建溪之畔，读书、赋诗、教子。这是大宋对失意者最体面的放逐——给个名分，请出朝堂。
建溪水清，照见他鬓间早生的雪。
他提笔又写： “折腰向人不知耻，故园可锄在千里。”故园虽在千里外，仍可在心田里一锄一锄地念。
他知道婺源的月色照在哪个方向，只是此身，已成不归的客舟。
朱熹后来在《韦斋先生行状》里写父亲：“文切实明白，诗平和清新。”又说文章“远近传诵，至闻京师”。朱熹几乎从不说“我父亲如何了不起”这类话，但他的整个人生，像是在替父亲证明：那些没能做成的事，值得有人接着做下去。
伍
绍兴十三年春，建溪水涨时，朱松病沉。
他铺纸，给崇安五夫里的刘子羽写信。六年前，两人在朝中因主战同遭贬斥，相逢不语，已知肝胆。
信中说三事：家事，托君看顾。
幼子熹，年十四，请君代我为父。
读书事，可拜刘子翚、刘勉之、胡宪三先生。
能托付的，都托付了。
刘子羽接信，在五夫里腾出宅院，置了田，辟了书斋。三年后刘氏亦逝，但朱熹在那里扎了根，娶妻，著述，后来那些震古烁今的文字，最初都落在五夫里的纸页上。
陆
朱松走时，朱熹十四岁。
他还不太懂生死，但记得父亲最后的话。朱家，根在婺源，莫忘。
朱熹没忘。
他生在闽，长在闽，逝于闽，但一生明言自己婺源人。
写给族人的序文，教授弟子的讲义，私札的落款，一次次确认这个来处。
离乡前，朱松常在徽州府城南五里的紫阳山读书。
山秀林蓊，晨起时紫气东来，赤霞满峰，故名“紫阳”。这山影，成了他心底最深的乡愁印记。
南行赴闽任后，他刻了一方“紫阳书堂”印，钤在信札诗稿上。
友人问起，他只说：“盖其意未尝一日而忘归也。”——不曾有一日敢忘归路。
乾道七年（1171年），朱熹四十二岁。为缅怀父亲，他将寝室命名为“韦斋”（父亲之号），书房称“晦堂”，并在中堂刻匾“紫阳书堂”。从此，他以“紫阳”自号，世人始称“紫阳先生”。
这别号，是父亲留下的——朱松当年刻“紫阳书堂”印以寄乡愁，朱熹便建“紫阳书堂”以承父志。一枚小印，从父亲掌心，渡到儿子心头，盖在了整部理学史上。
绍兴十九年，朱熹二十岁，首归婺源。遍祭祖墓，在县城墙根一汪清水题“廉泉”二字。并前往赋春游汀拜谢：父亲故交张敦颐，早已赎还那百亩祖田。故人的手，悄悄接起了断缆。
淳熙三年，朱熹四十七岁——恰与父亲离世时同龄——再归婺源。上九姥芙蓉山，在祖茔四周，亲手植杉二十四棵。他说：“载祀久远”。 树替他守，因人难常归。
这话，朱松当年大概也想说。只是远在千里的故园，他再也不曾得归。
朱松只活四十七载，才未尽展，没能改变朝政；志未得酬，没能亲眼见到中原恢复；生在婺源，却葬在了他乡。
可有一事，他做成了： 他把一个叫“婺源”的印记，烙进了朱熹的生命。
而朱熹，把这个名字，写进了山河与青史。从此，每片徽州的瓦，每缕炊烟，每页书卷，都回响着一种遥远的嘱托。
原来，所有的远离，都是为了另一种归来。
